战争年代，南京的江心洲人曾经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掩护新四军指战员及其家属，江心洲因此被称为南京的“沙家浜”。

●弄潮儿护送新四军

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后的一天，江心洲上来了几个从“安徽”“逃难”来的“老头老太”，他们穿得破破烂烂。这是当年江心洲上常见景象，安徽和江心洲民谣道：“人老无处去，下洲种洲地，起风不出门，下雨不出去。”他们投靠到“安徽老乡”吕维堂家，两天未出门，却义悄声无息地走了，吕维堂对人说，他们投靠六合的亲戚去了。

其实，这几个“难民”是六合新四军干部何伟、侯亦斋、刘芳及何伟的妻女装扮的，因皖南事变后部队紧急需要，他们被调往皖北新四军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为安全通过南京、芜湖等日伪地区，新四军地下交通员特地帮他们做了这样的装扮。

吕维堂当时是江心洲地下党外围组织成员，为革命做过不少工作，组织上让他找一个思想进步的弄船好把式，将干部们护送到安徽新四军驻地。

吕维堂找了青年农民王锡武。王锡武胆大心细，从小在江边跟父辈弄船，或捕鱼，或来往于老家安徽无为与江心洲之间做点小买卖。他知道新四军、共产党打日本鬼子，便一口答应。

王锡武天黑开船，天亮前就找能隐蔽的河汊停船，避开日伪巡逻船；抵达安徽上岸后，也昼伏夜行。就这样，一行人风餐露宿，辗转七天七夜后，终于安全到达了驻扎在无为县东乡三宫殿新七师皖江支队。

解放后，何伟任国家教育部部长，侯亦斋任上海市公用事业局局长，刘芳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吕维堂解放前成为地下党员，解放后在安徽泾县粮食局工作，王锡武解放后则在江心洲担任生产队队长。

●“里红外白”的保长李开国

由于地下党做工作，新四军影响也大，当年江心洲的伪乡、保、甲长几乎都是“里红外白”的双面人。他们一面应付日伪政权及后来国民党政权布置的工作，一面暗里掩护地下党和新四军，为新四军征公粮。38保保长李开国就是其中的一位。

1945年底，新四军在江心洲地下党吕维堂等的帮助下，在南京上新河镇新河口32号建立了地下交通联络站，负责人为刘仿鼎、吕维堂，成员有进步农民王锡武等，一共5人，公开身份是粮食行，实际任务却是收集南京国民党的情报，为来往南京和解放区的同志提供食宿，帮助新四军同志经过敌占区。

当年新四军皖南、皖江支队的干部何月波、胡志平、郭海明、任惠群、方向明、张石平等许多同志经常需要来往于安徽、南京、苏南、苏北之间，他们都在地下交通联络站食宿、隐蔽。

一次，新四军干部郭鲁夫在南京城里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卫戍部队作为可疑分子逮住，他的真实身份没有暴露，地下交通联络站立即以粮行名义，联合其他粮行在保状上画押，将郭鲁夫营救出来。交通联络站还营救过何月波、任惠群等干部。

1945年8月下旬，驻安徽新四军皖江行政公署主任吕惠生、参谋长王惠川等及家属20多人，化装成农民，从安微转移向六合新四军留守处。这时，日本已经投降。干部们本以为化装成老百姓，乘民船顺江而下，就可安全到达目的地，未想到却在江宁江面被国民党江防要塞哨卡截获。敌人经过多次盘查未能确定他们的真实身份，但又不放人。

消息传到了江心洲。这时吕维堂已成为地下党员，并参加新四军在江心洲对面的上新河地下交通站工作，公开身份是上新河“顺兴粮行”老板，吕维堂出面，保释了20多人，国民党江防要塞哨卡却乘机向他勒索了两担粮食。

20多人到了江心洲，仍未脱离国民党江防搜查分队挨户搜查的危险。吕维堂找到江心洲同情革命的保长李开国商量对策。

李开国是个“里红外白”的保长，他不顾危险，瞒着国民党区、乡两级政权，为20人开具了江心洲人身份证明，使他们在江心洲有了合法身份，在江心洲群众保护下，20多人在洲上隐蔽了一年多，后来被六合新四军安全接去。

李开国的义举，在1985年得到政府认可，年老的他因此每月享受生活补助费。

●何月波藏身“观音合掌”

1946年冬，皖南新四军干部何月波潜入南京执行任务，上新河新四军地下交通站将他安排在江心洲进步农民肖锡宏家隐蔽住宿。肖锡宏想到国民党江防部队搜查分队每夜挨户搜查新四军，这可怎么办？

肖锡宏在后门外院子里搭一个“观音合掌”——“芦柴把子扎成墙，芦柴把子当脊梁，人字墙壁落地上，就像观音合手掌。”这是早年上洲垦荒的贫困农民搭芦柴窝棚的民谣，既道出了他们的艰辛，也反映了他们天生的乐观：将两片芦柴墙搭成人字形，调侃成“观音菩萨合掌”。

肖锡宏在“观音合掌”里铺了地铺，让何月波睡在里面，又用大量的玉玉秸子将“观音合掌”掩蔽起来，同时也是为防风雨和保暖。

深夜，国民党江防部队搜查分队果然来挨户搜查新四军了。查到了肖锡宏家，肖锡宏沉着地披上破棉袄，点上小油灯，开门让他们进屋。

国民党兵用手电筒四处照看，“你家白天有人来过？”“没有。”敌人叫打开后门查院子，肖锡宏沉着地打开后门。被迫同来的进步保长李开国捏着一把汗。呼呼的北风吹得国民党兵和警察直打寒战，他们用电筒朝院子里一照，全是乱七八糟的玉米秸子，便说：“来人要报告。”肖锡宏说：“是是是”。李开国说：“老总，他是老实的农民，不敢收藏坏人的。”便将搜查队带离了肖锡宏家。

藏在“观音合掌”里的何月波事后说，当年要不是江心洲地下党和乡亲们保护，性命难保。因为敌人来搜查的时候，他连敌人的敲门声、对话声都听得见。解放后，何月波任中共芜湖市委统战部长，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江心洲人民的恩情。

1928年，江心洲就有地下党

1928年元月，处于地下斗争的中共南京市委就在江心洲秘密发展了王定宇等农民入党。他们在农民中宣传“土地归农民”、“耕者有其田”的道理。农民们在地下党领导下进行抗租斗争，虽然一次次失败，但提高了觉悟和斗争的勇气。

南京沦陷期间，江心洲人们热爱新四军，痛恨日伪军，不顾身家性命，掩护经过江心洲和隐蔽在江心洲的新四军；许久林等农民还曾用锄头、扁担打跑过登洲抢劫的日军。日本鬼子投降后，江心洲农民接着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

江心洲地下党和农民的革命活动，令国民党政府很头疼，他们实行镇压地下党和拉拢农民的办法：成立江防部队搜查分队，登洲挨户搜查地下党、新四军，在洲上保甲制度中实行“连环保”，一旦发现一家掩护地下党、新四军，全保农民都遭殃。

1949年国民党南京市长滕杰，为争取江心洲农民，将江心洲从原属南京第12区划出，单独成立第15区，进行所谓“耕者有其田”活动，“扶植自耕农”，丈量土地分给农民。因遭致地主反对，和解放军渡过长江，这一怀柔阴谋没有得逞。

江心洲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的，还有一位“单兵作战”的老革命谈春山。他是安徽人，生于1890年，少年时，在南京当茶馆学徒，20岁到上海日本纱厂做工。当时正逢李立三、项英在纱厂秘密建党，1923年，谈春山被项英等同志介绍入党。

1926年谈春山随刘少奇、李立三、项英转到武汉湖北总工会做庶务工作。1928年，他被调回上海，作党的秘密联络工作，后因被人告发，得到组织同意逃到南京江心洲安徽老乡处隐居，开荒种地，与组织失去联系。

谈春山在江心洲仍设法为党做工作。日伪时期，驻安徽新四军干部谈荣年作战突围后，逃到江心洲，找到老乡谈春山，谈春山将他隐藏下来，并为他找到驻六合县新四军，让谈荣年重返部队。

解放初，谈春山任江心洲乡第二任乡长。文革中，因刘少奇被株连，他拒绝作伪供诬陷刘少奇，最后自杀身亡，文革后被昭雪，家属受到了政府妥善照顾。